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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西安事變”改變了什么

發布時間:2014-03-12

中國近代史上每年都會有大事發生,但是真正改變了歷史走向的卻并沒有幾件,如果一定要從中選出影響最大的一件,我想我很可能投一票給“西安事變”。對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的這場“兵諫”,但凡對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能說出一個大概:張學良、楊虎城為了平息內戰、一致對外,出兵把蔣介石扣押在西安,迫使其放棄“攘外必先安內”的政策,因此張、楊兩位都是當之無愧的愛國將領。然而真實發生的歷史要復雜得多,圍繞西安事變的前因后果與各方博弈,楊奎松先生使用來自大陸、臺灣、俄羅斯和美國的原始檔案,寫出了厚厚一本《西安事變新探: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》。

  張學良申請入黨

  西安事變既然發生在西北,那么就不能不從紅軍長征說起。南京政府的第五次“圍剿”后,紅軍被迫“西征北上”,前往西北打通與蘇聯的國際通道。張學良恰于此時回國,就任西北“剿總”代總司令。東北軍在陜北與紅軍作戰中屢屢失利,中央紅軍甚至曾以數連兵力全殲東北軍一個師和一個團。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,1936年初的時候張學良與中共開始了正式的接觸。

  中共方面希望在“抗日反蔣”的旗幟下,實現“西北大聯合”計劃,為自身發展求得一個和平空間;于張學良來說,他所部東北軍要求抗日,打回老家,但是南京政府卻堅持“攘外必先安內”的政策,使他只能期望蘇聯提供援助,而聯蘇就必須聯共。另外,無論是毛澤東的中共紅軍,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、楊虎城的西北軍,他們的相互廝殺,都只能讓蔣介石這個漁翁得利,所以要生存就必須停止戰爭,聯合在一處。

  三方面勢力在幾次試探性談判后,相互間逐漸取得信任,最后決定在1936年8月左右成立“西北國防政府”,宣布自主。張學良此時甚至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請求。《西安事變新探》一書對此有詳盡的論說,以劉鼎給中共中央的電報、共產國際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等一手資料證明,中共確實有意發展張學良入黨的,但共產國際卻指示說“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”——奉系老帥張作霖抄過蘇聯的大使館,少帥張學良更為中東路同蘇聯開過戰,這些歷史恩怨始終讓共產國際銜恨在心。

  箭在弦上的“西安事變”

  入黨之事雖然不成,但合作還要繼續。讓張學良他們意想不到的是,蔣介石平定兩廣事變后親赴西安督戰,試圖就此將中共勢力一舉擊潰。此時蔣已知道東北軍有人通共,但對張學良本人還依舊信任,否則斷不會冒險來陜。如楊奎松所說,為求自保,擺在張學良面前的路只有兩條,“一是使盡渾身解數勸蔣和共,一是破釜沉舟,發動政變”。張學良先是兩次哭諫,蔣都不為所動,終于使他不得不走上第二條路。

  在曾經為張學良做口述史的唐德剛先生看來,張少帥“實在是一位動機純正、心際光明、敢作敢為、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愛國將領”,社科院學者朱宗震先生則認為,蔣“性格火爆”、張“率性行事”,使“關系國家命運前途的西安事變,竟然只是兩個男人情緒失控的產物”。顯然在他們兩位眼中,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都是激于義憤,所以才不顧后果地發動兵變,將作為最高統帥的蔣介石給關了起來。

  事情當然不是如此簡單,楊奎松在遍查史料后就發現,年輕的張學良固然有其“直率魯莽”的一面,“但這并不等于說,張學良是自己所說的那樣,毫無城府,做事完全不加考慮,興致所起想干就干的人。”因為很多跡象表明,張學良在聯共反蔣一事上相當的小心謹慎,不僅制造假象,隱藏自己與中共的關系,而且在反蔣行動上猶豫不決。楊奎松《西安事變新探》這本書中展示出的歷史事實,使讀者看到抗日固然是張、楊發動事變的原因,但卻非唯一原因,要不是蔣介石有意對東北軍和西北軍分化、瓦解,將兩人逼上了絕路,他們也不會鋌而走險。

  中共轉危為安

  張學良發動事變時,絕沒有想到,之前被自己倚為后盾的蘇聯竟聲明反對,而他自以為愛國的行為,竟也遭到來自全國各界的一片聲討。楊奎松的《“中間地帶”的革命》,曾探究過中共在崛起與壯大過程中國際環境所起的作用,作為中共歷史上重要一環的西安事變,自然也會為國際局勢所左右。二戰爆發前,蘇聯對日本深懷戒懼,唯恐其北上,與德國東西夾擊。因此蘇聯想要中國拖住日本,使后者無法分身他顧。而在當時只有蔣介石有實力和威望來領導中國抗戰,所以蘇聯非止不同意中共繼續“反蔣”,更不愿張、楊殺害蔣介石,導致中國內戰升級,讓日本不戰而勝。中國各界與蘇聯的出發點固然不同,但邏輯是一致的,相信蔣死則日本得利,中國就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。所幸在中共內部,主張放蔣的人占了上風,張學良權衡利弊后也終于冷靜下來,獲得蔣口頭承諾的“停止剿共,聯紅抗日”,就宣布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。對于西安事變后國共交鋒的內容,《西安事變新探》補充了楊奎松舊作《失去的機會:戰時國共談判實錄》中略說的部分。

  張學良最后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,很難說不是一種悔悟的表示。只是他沒有想到,那位結義大哥會把自己推上軍事法庭。審判長是辛亥元勛李烈鈞,少帥在法庭上以李發動的“二次革命”與自己所為相比,稱“我在西安之舉,亦對中央之獨斷,欲有所諫正之耳。”我們知道1913年,宋教仁遇刺后,李烈鈞在九江率先發動 “二次革命”,武裝討袁,此舉固然是正義的,但卻絕對不合法。當初蔡鍔就給李烈鈞去電稱,“即公意有不愜于袁之處,亦非可求訴于武力,以國家為孤注一擲也。”西安事變其實也與“二次革命”相同,是以違法手段行正義之事,且可能為國家帶來嚴重后果。

  說起來,蔣介石的一生可謂是“成也少帥,敗也少帥”,張學良的東北易幟讓老蔣名義上統一了中國,中原大戰時揮軍入關,又助蔣鏟平了黨內異己,但是一場西安事變卻為蔣大哥埋下了敗走孤島的種子。無論如何,蔣介石對張學良都是感激的,所以在1949年江山鼎革之際,楊虎城全家被殺,少帥還能平安無事地活到兩蔣辭世。

  如今西安事變過去了七十多年,張學良也做了古人,是時候給歷史的是非功過一個結論了。楊奎松書中的答案是,“西安事變直接的受益者,正是中共與紅軍”,此說與史家郭廷以先生《近代中國史綱》的論點不謀而合,“真正得利的為中共,不僅轉危為安,陜北蘇區亦隨之擴大……延安或毛澤東時代自此開始。”當然蔣介石也不是一無所得,他在事變后確立了唯一領袖的地位,領導全國抗戰。只是“冠蓋滿京華,斯人獨憔悴”,苦了張學良和楊虎城這兩位事變的發動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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